万水千山来此土，本提心印传梁武。对朕者谁浑不顾。成死语，江头暗折长芦渡。面壁九年看二祖，一花五叶亲分付。只履提归葱岭去。君知否，分明忘却来时路。

说的就是达摩祖师来华传教的事迹。南宋范成大在他的笔记《吴船录》里也提到过“达摩过江”的遗址。可见那时候“一苇渡江”之说虽不载典籍，但已经在民间流传了。后来明阮大铖传奇《牟尼合》第二十六出《芦渡》，《红楼梦》第八十五回中上演折子戏《达摩渡江》，敷演的都是相同故事。

既然有关佛教典籍都不见载，则“一苇渡江”的神话，大概率出于民间的传说想象，那它的灵感出自哪里呢？答案其实早为人所知，这就是《诗·卫风·河广》：“谁谓河广，一苇杭（航）之。”不过，这里的一苇，不是一叶或一根，唐代经师孔颖达解释道：“言一苇者，谓一束也。可以浮之水上而渡，若浮筏然，非一根苇也。”当然，这里不必胶柱鼓瑟，刻意索解。中国民俗文化向来有重塑、改造外来神佛形象的传统。就如西方观音大士原来是男身，到东土后变成女身宝相，佛教四大护法天王汉化而成如今寺庙中的四大金刚，西天弥勒变成唐代布袋和尚肥头大耳的形象等等。而这些佛教宝相的汉化改变，又无不寄寓世俗大众的理想心愿，观音的慈悲博爱，弥勒的豁达乐观，四大金刚寓意风调雨顺，难道不是老百姓平时的所思所想？因此，达摩祖师足下的这一叶神奇芦苇，也应该是出于后人有意识的生花之笔吧。

问题是按照当时人的识见，以达摩祖师的大法力，即便是天堑长江，如需渡越，哪里需要舟船帆桨，不过腾云驾雾，瞬间可达彼岸也。如何却要折一叶芦苇作为浮渡之具，以此劈波踏浪，飘然北上。这应该不是祖师法力不够，而是别有寓意。首先是祖师折苇渡江，亲蹈人间风波，践行了“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”的真谛；其次是赞颂祖师所凭藉者微，所承载者大，不畏险阻、勇猛精进、坚忍不拔的开拓担当精神；再次是告诉世俗众人：只要有初心恒心决心，一苇也可渡过大江，如果没有勇猛精进的意志，即有艨艟巨舰也难到光明彼岸。所以，“一苇轻航，挟江而来”这个经过汉化的达摩祖师形象，对于世俗百姓的开悟激励意义，已经不局限于布道传教了，这也难怪“一苇渡江”的故事，一直是中国文学戏曲美术作品中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题材。

无独有偶，距今九百多年前，还有一位文坛泰斗，也在长江之上天水之间“一苇横江”，这就是北宋大文豪苏东坡，他当时因为“乌台诗案”，被贬到长江边的湖北黄州做团练副使，因为心中郁闷寡欢与朋友们来到长江中泛舟遣怀。只不过苏轼没有折芦化舟的法力，而是将小船比作一叶芦苇。在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的夜晚，“纵一苇之所如，凌万顷之茫然。浩浩乎如冯虚御风，而不知其所止；飘飘乎如遗世独立，羽化而登仙。”（《前赤壁赋》）当是时，月下风清，江天一色，孤舟如苇，凭虚凌空，苏轼与同侪唯意所向，乘兴而往，在万顷水波中享受自由时光，颇有任情放诞的魏晋遗风。也许是在烟波浩淼的水中，易产生遗世而独立的感觉，更体会自己如一叶芦苇般渺小。于是有人感叹人生如“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”，以至“哀吾生之须臾，羡长江之无穷”，最后明白“挟飞仙以遨游，抱明月而长终，知不可乎骤得”而生悲。

对于生命短暂，魏晋人曾经有最深切的体会，在平均年龄只有四十岁左右的时代，从游仙与高蹈，服食与辟谷，无不企图逃避生死的轮回，一直到唐代李白的一曲悲歌：“生者为过客，死者为归人。天地一逆旅，同悲万古尘。”（《拟古》）唱尽人在生死面前的无奈和哀伤。但是，同样是面对沉重无解的人生难题，苏东坡的回答却如江上清风：“客亦知夫水与月乎？逝者如斯，而未尝往也；盈虚者如彼，而卒莫消长也。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，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；自其不变者而观之，则物与我皆无尽也，而又何羡乎！”一切的存在都有瞬间和永恒的两重性。就如眼前的水月一样。就其迁流不息和盈亏消长而言，一切都是刹那生灭；而就其生生不已永不消失的源流看，这些又都是永驻长在的。这其中的思想并不是苏东坡的发明，因为很容易在佛教与道家的学说中找到源头。我们不必去探究这些达观的思想来自道家还是佛教，这是后来研究者加给东坡的标签，其实在此刻，苏东坡对清风明月江水胜景，只是审美的体验和任情地享受。